文/黄闰进

一

似乎是节日在等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节日就在那里。县城大街上，两旁摆满了艾苗与菖蒲。我知道，端阳又来了。

年年端阳，处处端阳，端阳艾香满屋堂。

南方的乡下，我们并不叫端午或端阳，我们称为“五月节”。

夏天的风热热的吹过，早稻田秧满行了，菜地的黄瓜有了成果，树上的李子也可以吃了，五月初五就快到了，“五月节”就要来了。在当年那个老屋场，住了八户人家，近30个孩子，因为节日日近，总能听到叔婶们东家长，西家短一番，最后可能就是落到了谁家茄子开了花，哪家辣椒可以吃了。那个时候，“五月节”能吃上新出的辣椒，这可是了不得的喜事，是这个农家的骄傲，那是费了不少勤快才能获得的。倘若在“五月节”里，弄上个“荷包辣椒”，算是上等新菜，吃上的人家，总要在那个中午端着个饭碗出来，和着韭菜猪油的香味，显摆着“我有你无”的优越。

留在我记忆里的“五月节”，除了荷包辣椒和菖蒲，我更愿意想到艾香、雄黄酒。

艾是母亲砍来的，她说这是“白艾”，也叫“正艾”。叶子的背面是白绒毛，很细，很柔。这种“艾”跟用来做米果吃的艾不同。它是高杆的，跟炒蛋吃的“臭艾”不同。“臭艾”蔸大株壮，而“白艾”杆长叶细，长长地在五月的风里摇曳，期待着一个故事在人间被记忆，释放和惦念。

一般在农历五月初二初三，天放晴，母亲总能变魔法似的砍来一小捆“白艾”，留足自用，多余的拿到街上，换点零花钱，都是可以的，图的也是一种快乐。她和她的同龄人不紧不慢地，不卑不亢地来回在乡间集市的小道，祈着节日与生活，也祈着安康与希望。

节日当天，午餐肯定丰盛，鱼肉“头牲”都是必须，还有香烛草纸也可备些，这些父亲准备。母亲总是操心着“艾”，雄黄酒。

“挂艾”，母亲是讲究的。她净手后用小段红蝇捆好艾，三杆，五杆，九杆都可以，七或八是不行的。客家人不喜欢“七”与“八”。艾扎好后，在大门左上右上两边斜斜地拱着，我们便在底下钻来钻去。艾的清香因为悬挂更加浓郁，蚊虫也因艾香消停了数日。在香烛与草纸的火焰里，我看到的是虔诚，信仰与宁静。

饭后玩过至傍晚，叫我们洗了澡，就在我们的额头与肚脐眼点上雄黄酒，说是点了可以长命百岁，一年四季脑盖不痛，肚子不痛。雄黄有颜色，额头上的留痕感觉自己像是二郎神，不觉欢喜得不得了。

那时奶奶还在，她说多余的雄黄酒洒到檐边，门角，屋下，那些邪虫、歪气就来不了。之后好多年，我都敬畏雄黄，它是那么神奇，那么强大，以至于我常常幻想那些洒过雄黄酒的地方会不会跑出神仙来。

那年的端午很完整，父亲的豆腐和肉，母亲的艾与雄黄，奶奶也在。

二

年年端午，处处端午，五月初五过端午。

母亲只惦记她的“白艾”。2017年，她创造性地将“白艾”移植到了屋前菜园，我想，她是要就地育材，不用去别处寻得，同时也是她对生活的让步吧——舍去许多，只把钟爱的事物留下。母亲钟“艾”，应该源于对节日的虔诚，对传统的传承，对健康的期冀，对子女无灾无难的祈盼。也许还有对我们找不到艾的担忧。

可惜，移植“白艾”一年后，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她悄悄地丢下了她所有的执着，不为人知地选择了“忘记”。

母亲就这样，只留给我一个芳草萋萋的菜园。在无数荒草丛中，母亲移植的“白艾”，聚地而生，牢牢固守着应有的地盘，期待五月的风，期待悬门而香的礼遇与骄傲。

我只好接过锄头与田铲，还母亲一个生机盎然的阵地，并将她种下的白艾，一棵一棵移到西边的桂花树下，让它们自由成长，以期陪伴和见证母亲一生的行思与愿望。

年节，我们都往老家赶，今年端午也不例外。只是，过节所有的准备，现在都由我们来做了。时过正午，妻从楼上叫下了少年，由他拿着花剪，将桂树下一棵一棵已长成半人高的“白艾”齐蔸剪下。妻和孩子们再将它们扎成几小捆。两岁的楚儿也带着大人腔说：“大家快来帮忙。”他们将扎好的艾放在墙角，让端午的阳光好好地晒上一晒。

看着墙角下晒着的艾，我暗暗佩服起母亲来。我想母亲是对的，她在“忘记”之前，做了一个平常而明智的举动——将野生的“白艾”移植回来，不就是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割吗？我们就在收割里学习，在劳作里传承。

我将艾拱在房门，我没有过多祈盼。我只想将母亲做过的事，一一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