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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绝”名臣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局部  

■马于强

虞世南(公元558—公元638),字伯施,浙江余姚(今浙江慈溪)人,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一生经历陈、隋、唐三朝。入唐后,他的才能被唐太宗所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唐太宗政治、文化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官弘文馆学士,授秘书监,封永兴县子,赐礼部尚书,世称“虞秘监”“虞永兴”。唐太宗常常称赞他有“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此五绝在当时士子若能得其一足以成为一代名士,由此可见虞世南学识之博洽、修养之精深。

其德行,据史书记载,虞世南在其兄虞世基权倾朝野之时,仍“布衣蔬食”,并不攀附。当其兄即将罹难,则挺身而出。古书记载虞世南外貌“弱不胜衣”。而上述举动何止是超出了“文弱书生”四字。

其忠直,是指虞世南的诤谏之名。他常对唐太宗,劝骄逸、谏奢靡、阻游猎;要赈恤饥馁,施惠于民,申理狱讼,以查冤狱,事事直指太宗生活,却又句句深得君臣认可,与直谏忠臣魏征不分伯仲。正是虞世南有犯无隐,忠直恳诚,得到了善于纳谏的唐太宗的嘉奖,他曾说:“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当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敕书中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可见他在唐太宗心中的位置。

其博学,是指虞世南的勤奋和博闻强记。他入唐以后,还能够默写《列女传》屏风,并且“一字不差”。先不说《列女传》洋洋巨制的背诵难度,单就屏风一事,小字楷书,立直书写,绢纱布面,宫廷标准,这些都对书写者的精力和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正因为虞世南如此博闻强记,所以“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

其文辞,是指虞世南的文学造诣。虞世南出生在一个有着深厚家学传统的家庭,其父虞荔,其叔父虞寄皆“聪敏好学,善属文”。虞世南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种具有良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家庭氛围之中,父辈的文章德行,给予他最直接的教育和影响,留给他丰厚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同时,虞世南还拜当时文字训诂学家、史学家,工诗文、善书法丹青,学养浑厚的顾野王为师,学习了十多年,为虞世南打下了扎实的文辞童子功。就是在这样一位博学老师的教导下,虞世南“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终以博学多才著称。此外,他也跟着徐陵学习过写文章。徐陵同样是位传奇人物,幼小时他就被高人赞誉为“当世颜回”。徐家整个家族纵横政坛文坛有百年,门第显赫之极。徐陵曾说,虞世南学到了自己的真髓。虞世南有如此强大的“恩师团”,加上自己的苦功精研,让他在学问文章辞章上都积淀深厚。由他纂集群书而成的《北堂书钞》160卷,流传至今,足以证明他的文化修养之高。也就是因为他的才识,才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

其书翰,是指虞世南的书法艺术。其书法授业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用功至勤。《宣和书谱》云:“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唐张怀瓘《书断》说:虞世南书法“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气。姿容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从中可知虞世南书法恪守王羲之古法,注重通篇的呼应性,风神面貌上“允文允武”,笔法运用中“活泼天机”,几可“乱真”魏晋。虞世南书法以楷书成就为最高,一度堪与王羲之相媲美。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所书,无一字不完美,无一字不体现了虞世南的智慧。从整体看,柔和雅致,疏朗从容,表现出一副文人高士的谦和风度。该碑初刻成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前后,立于长安孔庙中,不久因孔庙失火,碑被烧毁。至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命当时的相王李旦重刻,并加碑额篆字“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八字,今亦不传。这件作品可谓虞世南楷书代表作,集中反映了虞氏书法之风采。原拓本在北宋时已不多见,故黄庭坚有诗叹曰:“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由此可见其拓本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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